我的名字叫做亞歷山大·馬特烏斯，我的父親是約澤夫·馬特烏斯，帝國第17軍下屬的一個連長。

　　從小到大，父親總是穿著筆挺的軍裝，胸前掛著他在1859年對法國、撒丁戰爭中獲得的勇敢勛章。他很少談起那場戰爭，但我知道，他的左腿就是在布雷西亞戰役中受的傷，每到陰雨天就會隱隱作痛。

　　他很喜歡弗朗茨陛下，他一從軍營回家就會抽空給我們兄妹講他遇到陛下的那天，弗朗茨陛下跟他們一塊吃了一頓晚飯。

　　在他影響下，我們兄妹幾個一直都是很尊重弗朗茨陛下，大哥、二哥都參了軍。

　　1870年，我進入維也納大學哲學系就讀。那是個激動人心的秋天，大學里充滿了各種新思想的碰撞。我還記得第一次走進哲學系大樓時的情景——古老的石柱、回蕩的腳步聲，還有教授們激烈辯論的聲音從各個教室傳出。我選修了康德哲學、歷史學，還有一門看起來有些奇怪的課程——緊急救援。當時只是覺得多學點東西總沒壞處，沒想到后來真的派上了用場。

　　1871年5月23日，普法戰爭爆發了。消息傳到維也納時，整個咖啡館都沸騰了。學生們聚在一起激烈討論，有人支持普魯士，比較是德意志兄弟國家；有人同情法國，認為拿破侖三世被普魯士宣戰的一方，而且支持法國對奧地利也有好處。而我呢，說實話，當時更關心的是12月份要去奧爾登堡高等師范學院的交換項目——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才申請到的機會。

　　1871年12月，我踏上了前往奧爾登堡的火車。一路向北，風景從多瑙河畔的丘陵變成了北德平原的農田。車廂里擠滿了人，有商人、有學生，還有不少普魯士軍官，他們談笑風生，對戰爭的前景充滿信心。一個年輕的中尉甚至拍著胸脯說：“圣誕節前我們就能在巴黎喝香檳了！”

　　奧爾登堡是個安靜的小城，比起維也納的繁華，這里更像是時間停滯的地方。起初的幾個月很平靜。

　　戰爭的消息斷斷續續地傳來。普魯士軍隊勢如破竹，盧森堡戰役大捷，收服了盧森堡公國，里昂之戰，消滅了法國第14師。奧爾登堡的市民們雖然身處小邦，但也為德意志的勝利感到驕傲。酒館里經常能聽到《守望萊茵》的歌聲，人們舉杯慶祝。

　　然而，1872年8月17日，一切都變了。

　　那天早上，我正在圖書館里研究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突然聽到街上傳來急促的馬蹄聲。幾個信使策馬狂奔，一邊跑一邊喊：“法國人在日德蘭半島登陸了！斯堪的納維亞人幫助他們！”

　　圖書館里一片嘩然。學生們紛紛涌到街上，想要打聽更多消息。很快，更壞的消息傳來了——普魯士在日德蘭的防御幾乎形同虛設，主力部隊都在法國境內，北方空虛得像個不設防的倉庫。

　　接下來的日子里，壞消息接踵而至。法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的聯合艦隊控制了北海，法國軍隊在日德蘭半島站穩了腳跟。最讓人震驚的是威廉港的消息——8月27日夜，法國海軍的炮火如雨點般落在這個普魯士最重要的海軍基地上。據說整個港口都被照亮了，爆炸聲在幾十公里外都能聽到。

　　難民開始涌入奧爾登堡。起初只是零零星星的幾戶人家，后來變成了潮水。他們大多來自威廉港和諾登，有海軍軍官的家屬、造船廠的工人、商人、手工業者...男女老少，推著小車，背著包袱，臉上寫滿了驚恐和疲憊。

　　（奧爾登堡大公國）

　　我永遠忘不了第一次在城門口看到難民隊伍的情景。一個老婦人抱著她的外孫女，小女孩的臉上還有被爆炸震碎的玻璃劃出的傷口。一個造船廠的工頭告訴我，他親眼看到普魯士海軍的驕傲“腓特烈大帝”號在港口里爆炸沉沒，火光沖天，映紅了半邊天空。

　　奧爾登堡大公彼得二世下令打開所有的公共建筑——學校、教堂、甚至是政府辦公樓，為難民提供棲身之所。大公還組織市民捐獻物資。面包房晝夜開工，鐵匠們趕制帳篷的支架，婦女們縫制毯子和衣物。整個奧爾登堡都動員起來了。我也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幫助搭建帳篷，分發食物。

　　九月初，我收到了奧地利領事館的通知，建議所有奧地利公民盡快撤離。但我沒有立即離開。一方面是因為學業還沒結束，另一方面...說實話，我覺得自己應該留下來幫忙。這些德意志同胞正在受苦，我怎么能就這樣一走了之？

　　我加入了一個臨時醫療隊。雖然我只在維也納大學學過基礎的緊急救援，但在這種時候，會用酒精消毒、會包扎、會止血就已經很有用了。隊長是個叫做穆勒的醫生，戰前在奧爾登堡開診所。他是個禿頂的中年人，總是神色疲憊，但手很穩，再緊急的情況也不會慌亂。

　　1872年9月18日，我們接到命令，要去拉斯泰德鎮支援。那里有不少從北方逃來的難民，急需醫療援助。拉斯泰德是個典型的北德小鎮，有座尖頂的路德教堂，幾條鋪著鵝卵石的街道，還有個小小的集市廣場。我們到達時已經是傍晚，在當地牧師的安排下，醫療隊住進了教堂旁邊的房子里。

　　順便一提，我的信仰是天主教，但這不影響我救助新教的同胞。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著。窗外不時傳來狗叫聲，遠處似乎有隱約的炮聲。我躺在簡陋的行軍床上，想著遠在維也納的家人，想著父親會不會為我擔心。

　　凌晨時分，我終于迷迷糊糊地睡著了。然后，凄厲的警報聲把我驚醒。

　　“法國人來了！法國人來了！”有人在街上大喊。

　　緊接著就是炮聲——轟隆隆的炮聲由遠及近，震得窗戶嘩嘩作響。我慌忙爬起來，套上衣服就往外跑。街上已經亂成一團，鎮民們拖家帶口地往教堂跑。穆勒醫生大喊：“都到教堂去！石頭墻結實！”

　　我們的醫療隊七手八腳地搬著藥品和器械沖進教堂。這是座建于十六世紀的老教堂，厚重的石墻確實讓人感到一絲安全感。但教堂里已經擠滿了人——男人、女人、孩子，還有不少之前收容的難民。空氣中彌漫著恐懼的味道。

　　爆炸聲越來越近，每一聲都讓人心驚肉跳。透過彩色玻璃窗，能看到外面不時閃過的火光。有個婦女抱著嬰兒，拼命捂住孩子的耳朵，自己卻嚇得渾身發抖。一個老人跪在圣壇前祈禱，嘴里念念有詞。

　　就在這種壓抑的氣氛中，人們開始小聲交談，試圖用說話來緩解恐懼。

　　“聽說法國人一個鎮一個鎮地掃蕩，見人就殺。”一個中年男人說道，他是鎮上的鐵匠。

　　“我聽說更可怕，”另一個人壓低聲音，“他們用刺刀一個一個地捅，說是要為死在法國土地上的法國人報仇。”

　　“上帝啊，太殘暴了。”一個婦女畫著十字。

　　“國王陛下的援軍在哪里？”有人問道，“不是說普魯士軍隊天下無敵嗎？”

　　“天下無敵？”一個剛從北方逃來的難民冷笑道，“那是在法國境內。現在主力都在那邊，誰來救我們？”

　　“可是還有其他邦國啊，”一個年輕人說，“漢諾威王國、南方的奧地利帝國，他境內的南德意志邦國薩克森、巴伐利亞...”

　　“漢諾威？”鐵匠搖搖頭，“我有個表弟在漢諾威做生意，上周來信說，漢諾威國王已經宣布中立了，火車都停了，不讓普魯士軍隊過境。”

　　“為什么？”

　　“怕惹火燒身唄。法國人勢大，誰都不想當出頭鳥。”

　　“那奧地利呢？”突然有人問道，“奧地利以前可是德意志邦聯的主席嗎？他們總該做點什么吧？”

　　這個問題讓我的心猛地一跳。我下意識地低下頭，不想讓人注意到我這個奧地利人。

　　“奧地利？”那個難民的聲音變得憤怒起來，“別提了！仗都打了一年多了，你見過一個奧地利兵嗎？那個弗朗茨皇帝，只知道坐在維也納數錢！”

　　“就是，”另一個人附和道，“我聽說奧地利還在跟法國做生意呢，一邊看著我們挨打，一邊賺戰爭財。”

　　“關鍵時刻，誰管誰啊！”

　　“弗朗茨就是個混蛋！”鐵匠憤怒地說，“口口聲聲說什么德意志大家庭，結果呢？眼看著自己人被打，連個屁都不放！”

　　“我還聽說，”一個看起來像是小商人的男人神秘兮兮地說，“巴伐利亞和薩克森王國本來想派兵來幫忙的，結果被奧地利給攔住了。說什么要保持中立，不能刺激法國。”

　　“什么？！”好幾個人同時驚呼。

　　“千真萬確，我有個親戚在慕尼黑，他親口告訴我的。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想要派遣志愿軍，結果弗朗茨派人警告他，說誰要是破壞中立，奧地利就跟誰翻臉。”

　　“這個混球！”鐵匠狠狠地啐了一口，“虧他還是個德意志人！”

　　我再也聽不下去了。血液沖上腦門，我猛地站起來，大步走到教堂中央的臺階上。所有人都驚訝地看著我。

　　“諸位！”我大聲說道，努力讓自己的聲音不要顫抖，“我是亞歷山大·馬特烏斯，維也納大學的學生，一個奧地利人。我必須為我的皇帝陛下說幾句公道話！”

　　教堂里頓時安靜下來，幾百雙眼睛盯著我，有驚訝，有懷疑，還有敵意。

　　“弗朗茨陛下有他自己的考量，”我繼續說道，“奧地利帝國要面對的不只是法國，還有英國人，我們還一直在幫著普魯士盯著東方的俄國人。但請諸位相信，奧地利不會拋棄德意志同胞的！我們會出兵幫助你們的！”

　　“放屁！”剛才那個難民站了起來，“你在嚷嚷些什么鬼東西？要是肯出兵，為什么不從意大利進攻法國？你們在倫巴第和威尼斯有幾十萬大軍，從那里進攻法國南部、法國的撒丁地區和意大利的幾個邦國易如反掌！”

　　“這...這個...”我一時語塞。確實，從軍事角度看，奧地利從意大利進攻法國是最合理的選擇。

　　“還有，”鐵匠也站了起來，“既然你說奧地利會幫我們，那為什么到現在一個奧地利兵都沒看到？為什么你們的報紙上連譴責法國的話都沒有？”

　　“我們都是德意志人！德意志人應該互相幫助！七十年前，我們一起對抗拿破侖；五十年前，我們一起建立了德意志邦聯。難道這些都忘了嗎？”

　　“忘了？”那個難民冷笑道，“是你們奧地利人忘了吧！1859年的時候，普魯士王國帶著我們這些德意志邦國們，幫你們打了法國人。現在普魯士和北德意志有難了，你們在哪里？”

　　我辯解道，“政治是政治，但人民...”

　　“夠了！”鐵匠打斷我，“別在這里唱高調了！你一個養尊處優的大學生，懂什么人民的苦難？等法國人的刺刀捅到你身上的時候，看你還會不會替你那個該死的皇帝說話！”

　　就在這時，一聲巨響打斷了所有的爭論。

　　轟——

　　東墻被炮彈擊中，整面墻都在顫抖。磚石碎片像雨點般落下，塵土彌漫，人們尖叫著四散奔逃。我只覺得一股巨大的沖擊波把我掀翻在地，耳朵里嗡嗡作響，什么都聽不清了。

　　我掙扎著爬起來，左臂傳來一陣劇痛——一塊碎石擦過，撕開了一道口子，鮮血直流。但我顧不上自己，因為眼前的景象太可怕了。

　　剛才還在跟我爭論的人們，現在都倒在地上。有人在呻吟，有人在哭喊，還有人一動不動。我看到一個母親撲在孩子身上，用身體護住他；一個老人靠在墻角，嘴里不停地祈禱；穆勒醫生已經在搶救傷員，他的白大褂上全是血。

　　然后，我看到了他——剛才那個一直在辱罵弗朗茨陛下的難民。

　　他就躺在我前方兩三米的地方，一塊尖利的石頭擊中了他的喉嚨。鮮血從傷口處汩汩流出，在地上匯成一灘。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我，嘴巴一張一合，似乎想說什么。

　　我顧不上自己的傷，連滾帶爬地沖過去。我用手捂住他的傷口，試圖止血，但血還是不停地從指縫間涌出。我能感覺到溫熱的液體流過我的手掌，那種黏稠的觸感讓我幾乎要吐出來。

　　“堅持住！”我喊道，“醫生！醫生！”

　　但穆勒醫生在另一邊，正在處理一個被砸中頭部的孩子。

　　那個人的手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力氣大得驚人。他的眼睛直直地看著我，那種眼神我永遠無法忘記——里面有痛苦、有不甘、有憤怒，還有...還有一種深深的悲哀。

　　他的嘴唇動了動，沒有聲音，但我讀懂了他的口型：“為...什么...”

　　為什么？他在問為什么。為什么奧地利不來幫忙？為什么德意志人要看著德意志人受苦？為什么在最需要的時候，兄弟會拋棄兄弟？

　　我說不出話來。我只能徒勞地按著他的傷口，感受著生命從我的指間流逝。他的身體抽搐了兩下，漸漸松開，但那雙湛藍色的眼睛始終沒有合上，就那樣看著我，仿佛在進行無聲的控訴。

　　又一聲爆炸在附近響起，但我已經聽不清了。我跪在那里，看著這個素不相識的普魯士人在我面前死去，手上全是他的血。那雙不瞑目的眼睛像烙印一樣刻在我的腦海里。

　　不知過了多久，也許是幾分鐘，也許是幾個小時，炮聲終于停了。法國軍隊占領了拉斯泰德，但他們沒有屠城。一個法國軍官走進教堂，用蹩腳的德語宣布所有平民都是安全的，傷員會得到救治。

　　我麻木地幫助穆勒醫生處理傷員，包扎、止血、安慰哭泣的孩子。但我的腦子里一直回響著那個問題：為什么？

　　幾天后，奧地利領事館派人來接我們這些僑民。在回維也納的火車上，我一直看著窗外飛逝的風景，卻什么都看不進去。其他乘客在談論戰局、談論政治、談論生意，而我只是沉默。

　　回到維也納后，我像變了一個人。我開始瘋狂地尋找答案。我跑遍了政府各個部門，詢問為什么奧地利不出兵；我訂閱了所有的報紙，想要找到哪怕一句對法國的譴責。

　　但我失望了。政府官員們要么推諉敷衍，要么冷冷地告訴我“這是國家大事，不是你一個學生該操心的”。

　　就這樣，日子一天天過去。報紙上普魯士的慘狀越來越觸目驚心，漢堡被圍困，居民靠吃老鼠度日；不來梅陷落，法國人驅逐了數以萬計的難民，他們流離失所。

　　而維也納呢？歌劇院照常演出，舞會照常舉行，貴族們照常在普拉特公園里遛馬。仿佛幾百公里外的人間慘劇跟這座城市毫無關系。

　　我開始在大學里尋找志同道合的人。馬丁、卡爾，一開始是十幾個人，后面就變成了幾十個人，經過激烈的討論，我們決定組織一次游行，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援助普魯士。我們聯系了維也納工業大學和帝國商業高等學校的學生組織，得到了熱烈的響應。

　　11月1日，一個陰冷的秋日。早上八點，我們在大學門口集合。來的人比預想的多得多——不僅有三所大學的學生，還有不少市民、工人，甚至有幾個退伍軍人。

　　我們舉著標語，上面寫著：“德意志兄弟不能見死不救”、“今日的普魯士，明日的奧地利”、“北德意志與南德意志都是德意志！”。隊伍沿著環城大道緩緩前進，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進來。

　　當我們經過霍夫堡宮時，隊伍已經延伸了幾百米。有人開始高喊口號：“出兵！出兵！”“救救普魯士！”“德意志萬歲！”“奧地利萬歲，奧地利也是德意志的一份子。”

　　前幾天的游行都沒有收到阻攔，但第四天，有幾個警察到了我家里，說找我有事情，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事情，我給媽媽報了平安。

　　于是，我就這樣被帶到了警察總局。

　　“這就是我的所有經過，”我最后說道，“很簡單，很樸實，完全是一顆德意志之心在我的胸膛跳動讓我做出了這個決定。而現在，我將這件事完完整整地給您說了，魯施特拉特局長先生。”

　　維也納警察局的局長魯施特拉特還是板著張臉，而他的身邊，一個微微有些發福的中年男人正拿著張手帕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哭泣著。

　　“太感人了。亞歷山大先生。”那個中年男人最后用手帕醒了個鼻涕之后，就一扔手帕然后緊緊地握著亞歷山大·馬特烏斯這位學生代表的手，“我是漢斯·馮·科斯特，帝國內政部的人，非常抱歉，我們的一個臨時工沒有搞懂我們的密碼，導致我們傳達給警察局的命令出現了錯誤。”

　　“所以？”亞歷山大本來還想要抽走自己的手，但又覺得這位科斯特先生可能是太激動了。

　　“所以對你們的拘留完全是非法的。帝國內政部沒有發出過這個命令，哎，都是那個臨時工惹的禍，我們已經開除他了。”

　　“幸虧這次抓的人很少，要不然可能會引發人民對我們的不信任。”科斯特先生抽回了自己的手，然后又用紙巾擦了擦眼淚，“太感人了，實在是。亞歷山大·馬特烏斯先生，您真是一個愛國者，您這樣的人怎么會被帝國誤會抓起來呢？快走吧。您可以出去了，您可以自豪地走出去了。”

　　“這么說，我沒錯？”

　　“當然。”

　　亞歷山大·馬特烏斯又看了看魯施特拉特男爵，男爵點點頭，之后他就這么走出了維也納警察局的大門，外面陽光正好，仿佛一切都沒發生過一樣。

　　他叫住了一旁叫賣的報童，拿過一份報紙，一看標題：“震驚！弗朗茨陛下遇刺案真兇曝光：法國黑手操控塞爾維亞刺客，帝國內部的叛徒也是幫兇！”

　　“德意志民族大團結！”

　　天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