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朗在仔細觀察了一會兒后，指著攤位上擺放的原石毛料，問道：“老板，你這些原石毛料怎么賣？”

老板聞言，臉上立刻浮現(xiàn)出笑容，解釋道：“這些原石的價格各不相同，有高有低，具體要看您挑選哪一塊了?！?/p>

王朗抬手瞥了眼腕表，不想在此地過多耽擱，于是果斷地指向先前看好的兩塊毛料，“這塊，還有那塊，這兩塊你開個價吧?！?/p>

對于購買能力，王朗并不擔(dān)心。在這個時代，翡翠原石的價格與后世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翡翠原石的價格歷史上曾經(jīng)歷過兩次驚人的暴漲。

第一次暴漲發(fā)生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期，短短幾年間，翡翠原石的價格就飆升了近百倍。

回想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一塊僅需幾十元就能購得的原石毛料，在那段時間里竟瘋漲至數(shù)千元。而那些品質(zhì)稍佳的毛料，價格更是輕易突破萬元，甚至直逼十萬元大關(guān)。

這樣的價格在當時簡直是匪夷所思，畢竟那時華夏民眾的人均月收入也不過百八十元。

而第二次暴漲，則是在千禧年之后，那是一場持續(xù)了十多年的價格狂飆。

在那段時間里，翡翠毛料的價格相較于八十年代初，平均翻升了千倍之多！那也是翡翠價格最為瘋狂時期。

現(xiàn)在是1980年，正處于翡翠原石價格尚未暴漲的時期，因此價格相對親民。在這個時代，華夏民眾的經(jīng)濟實力尚弱，翡翠的價格自然也無法太高。

王朗挑選的兩塊原石，其中較小的一塊重達五公斤，而較大的那塊則重達二十公斤。

老板在查看王朗所選的五塊原石后，掏出隨身攜帶的小本，仔細翻閱后報價道：“這塊五公斤的料子，五十五元；這塊二十公斤的，一百五十元。”

兩塊翡翠原石的總價僅為205元，簡直物超所值。

若是在翡翠市場最為狂熱的時期，這兩塊原石的價格至少要二十萬；即便是在市場較為低迷的2025年，也至少要十五萬才能購得。

“這個價格很公道，我買了。”王朗寫下旅社的地址，“能幫我把原石送到這里嗎？我可不想背著五十斤的石頭逛街?！?/p>

“當然可以，收攤后我親自為您送去?！崩习逅斓卮饝?yīng)道。

“太感謝了?！蓖趵暑A(yù)付了一半的錢款后，便離開了攤位。

王朗行走間，一個地攤突然吸引了他的目光。在攤位上那盞昏暗的電瓶燈映照下，他瞥見了一片五彩斑斕的瓷器海洋。

這些瓷器，無論是色彩還是形態(tài)，都與他平日里所熟知的瓷器風(fēng)格迥異。它們獨特的造型與鮮艷的色彩，瞬間點燃了王朗的好奇心，使他情不自禁地蹲下身來，細細觀賞。

眼前的這些瓷器，它們的形狀與顏色都讓王朗感到困惑。他努力回憶，卻難以找到歷史上哪一時期的瓷器能與這些相媲美。如果說華夏古瓷如同淡雅的水墨山水，那么這些瓷器則更像是色彩絢爛的油畫作品。

除了色彩上的對比，這些瓷器的器型也與他過去所見截然不同。雖然看上去頗為美觀，但總給人一種缺乏大氣與穩(wěn)重的感覺，隱約間透露出一種“畫虎不成反類犬”的感覺。

王朗凝視著這些瓷器，心中琢磨了許久，一個念頭終于浮現(xiàn)出來。“這些瓷器，莫非是....小日子的瓷器？”

面對這種色彩斑斕的瓷器，如大紅大綠、黑白交織，或是五彩繽紛，王朗除了聯(lián)想到小日子的瓷器外，實在難以想到其他國家的瓷器會有如此鮮明的特色。

盡管華夏的瓷器中也有如唐三彩、釉下彩瓷等彩色瓷器，但其色彩運用絕不會像小日子的瓷器那般繁復(fù)眩目。

而器型更是關(guān)鍵，小日子的瓷器雖然受到華夏瓷器的啟發(fā)，但受限于地域和文化，其作品往往缺乏一種宏大的氣韻。

在王朗這樣看慣了華夏古典精品瓷器的人眼中，這十多個小日子瓷器，無論怎么看都透露出一股子小家子氣。

然而，在這個時代能見到小日子的瓷器，實屬難得。

要知道，這可是1980年，盡管此時小日子與華夏已經(jīng)建交，但小日子的瓷器在華夏仍然十分罕見。

那么，這十多個小日子瓷器究竟從何而來呢？

“老板，我可以拿起來仔細看看嗎？”王朗向攤主詢問。

地攤老板默默地點了點頭，沒有多言。

王朗見狀，伸手拿起了一個直徑大約二十七八公分的盤子，仔細端詳。

這個盤子以深藍色為主色調(diào)，但上面還點綴著黃、青、綠、紫等斑斕色彩，仿佛是孩童打翻了調(diào)色盤般的創(chuàng)意。

盡管色彩紛呈，但圖案卻出奇地和諧。它們既像花瓣輕輕舒展，又似潑墨般自由濺射。王朗凝視許久，雖未能明確辨識出圖案的具體形象，但那種視覺上的舒適感卻讓他心生歡喜。

幾乎是下意識的，他翻過盤子，瞥見了底部的款識。

“再興九谷。”幾個字映入眼簾。

談及日本最著名的瓷器，九谷燒無疑獨占鰲頭。盡管它并非日本最早的瓷器，但論及藝術(shù)性和知名度，無出其右。

古九谷燒的風(fēng)格，是在九州有田燒的染繪技藝與加賀地方的瓷器特色相互交融中誕生的。傳說九谷燒的起源，要追溯到治理大圣寺藩的第一代藩主前田利治時期。

他在開發(fā)礦山時，在加賀九谷村意外發(fā)現(xiàn)了瓷土資源。于是，在明歷年間，他命令家臣后藤才次郎在大圣寺川沿岸開設(shè)瓷窯，這一傳統(tǒng)一直持續(xù)到元裸初年。

“九谷燒”之名，正是因為瓷窯位于盛產(chǎn)陶土的九谷村而得名。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在盛行了約60年后，九谷燒的生產(chǎn)突然中斷。

因此，17世紀后半葉所出產(chǎn)的九谷燒，被后世珍視為“古九谷”。

直到文政七年，大圣寺的富商吉田屋（又名豐田傳右衛(wèi)門）策劃復(fù)興這一傳統(tǒng)，在加費藩的領(lǐng)主城鎮(zhèn)，也就是今天的金澤，重新開始了九谷燒的制作。這一時期的產(chǎn)品，因而被稱為“再興九谷”。